我們在談論藏族的時候一般都習慣于談西藏。實際上從人口、地理、文化等各方面講，西藏僅是整個藏區的一半。廣大的甘青川藏區作為藏人世代繁衍生息的地區同樣承襲著豐富的傳統文化，無論從生產方式還是風俗習慣都無異于處于藏文化中心地帶的西藏自治區。但是當今中國社會，無論學術話語還是政策話語都以偏概全地用“西藏”一詞來代替“藏族”，這種漠視西藏自治區以外藏區的存在的做法所導致的后果就是近年來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區發生的事遠遠多于西藏自治區本身。所以，政府工作人員和學術研究人員應站在“整個藏區”的高度去對待和理解這個民族。在談論漢藏民族關系的時候也不能忽視這一點，因為河西走廊和西康等藏邊社會一直以來就是漢藏文化接觸和互動的主要地帶，以佛教為主要互動內容的漢藏文明交流首先在這些地方萌生。今天我的論題是佛教在漢藏民族關系以及在應對藏區存在一些問題中所起的作用。不妨這樣理解，藏區的所有問題當中，最關鍵是漢藏民族關系，其中佛教長期以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七世紀前的吐蕃宗教及其民族關系
我是從事苯教研究的。我的學術關注點側重于前佛教時期的西藏宗教和歷史。公元七世紀之前，也就是吐蕃崛起之前，藏族的文化、貿易、政治、軍事、價值觀念等與內地不是十分密切，而與波斯等中亞的關系更密切。當時，吐蕃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和西域諸國發生聯系，其中與波斯文明的關系最密切，吐蕃甚至與兩河流域的文明發生過互動，吐蕃的麝香、馬匹、朱砂等通過絲路貿易至波斯等地，而波斯等地的天珠及其文化傳至吐蕃本土，這種絲路貿易及其附帶的文明交流使吐蕃的苯教與波斯的祆教等宗教思想逐漸趨于接近，均形成“二元論”特色。但是，公元七世紀以后，藏族文化傳統與民族關系有了新的轉向，即藏族文化開始與東方的漢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觸。這種轉向的原因可能有好幾個，其中佛教的作用至關重要。
二、佛教傳入吐蕃與歷代漢藏民族關系
公元七世紀因佛教傳入吐蕃的需要，松贊干布分別從印度和唐朝迎娶兩位公主，開始主動與唐朝接觸，從此，內地中原和西藏之間開始有了以佛教為主線的一系列交流。公元七世紀一直到十三世紀，佛教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展，漢藏兩個民族把佛教作為交流的橋梁來發展并逐步推向深層，漢藏兩個民族在以佛教為主要紐帶的文明互動中發生了碰撞、溝通和實質性的交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文成公主進藏和摩訶衍在吐蕃試圖傳播禪宗的努力。這樣的接觸越來越多以后，整個文明互動和對話走向了更深層的階段。作為結果，蒙元時期蒙古皇室通過與薩迦派的接觸把整個西藏納入祖國的版圖。在元代的漢、藏和蒙古的民族關系當中，佛教再一次起到重要的作用，為西藏歸入祖國版圖及其鞏固與中央的關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清時代，歷代皇帝奉行“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策略把佛教置于國家勵精圖治的考量中，藏族人以另一種眼光看明清皇帝，即把歷代清朝皇帝作為護法者來看待。漢藏兩個民族的交流始終以佛教作為主軸和驅動力，明清皇帝儼然以佛教的保護者的姿態出現。這樣的關系逐漸走向深入，明朝皇帝給藏族高僧頒發法王等名號。清代時佛教的這種角色更上一層樓，五世達賴喇嘛和六世班禪進京，章嘉活佛和其他高僧大德在內地傳藏密等，漢藏文明在佛教界的交流更加頻繁和深入。同樣，很多漢族的僧人亦在西藏各地從事傳法活動，尤其在“藏邊”社會這種文明互動非常普遍。從《紅樓夢》以及其他明清小說中都可以看到，當時藏族喇嘛在內地傳法、做法事的描述比比皆是。
這種以佛教作為主線的文化互動的發生和發展，強化了漢藏民族之間的文化認同感，找到了不少共識，兩個民族之間的距離也因為信仰同一個宗教而變得更加接近。由于在歷史上佛教在中原大地有很大的興盛，佛教信徒從未間斷。相關統計顯示，近幾年內地人信仰佛教有上升趨勢。在藏族民眾的普遍觀念中把佛教作為漢藏共有的宗教，進而漢藏民族變得更加親近。比如按傳統，藏族人對與外族通婚有一些顧慮，但如果通婚對象是漢人，距離感就小得多，因為漢藏兩族的宗教信仰一樣，那就是佛教。老百姓會說我們都是同一個信仰，這種觀念在藏區非常普遍。所以，佛教思想促使藏民族排除顧慮，易于認同和接納漢民族。佛教在國家政權的構建、民族統戰工作的實施、民間溝通、文化交流以及文化認同等方面，確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代,清朝政府完全作為佛教保護者的角色出現?？滴?、乾隆還學藏文，修習佛教。所以，當時很多藏文文獻把清朝皇帝作為文殊菩薩的化身來描述，即在宗教信仰領域中賦予他們非常高的地位。這種被藏族僧俗民眾重塑的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帝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國家形象和統治者的形象，對于中央集權的向心力起到重要作用，對于今天多民族國家的政權構建也具有可借鑒和可參考的意義。
民國時期基本承襲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傳統，通過與宗教人士的接觸來加強祖國與藏族地方政府的關系，始終把佛教作為內地與藏區聯系的紐帶加以把握。對此，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授還寫過一本書，其認為在新中國的構建當中藏傳佛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非常重視佛教的地位，佛教界成為新中國兩個文明建設的積極力量，是非常清楚的。藏族群眾將毛主席奉為神靈的例子比比皆是，從整體來講，我認為中國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比較成功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民族地區的基本穩定就是民族政策的功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較好的貫徹執行，喜繞嘉措等高僧大德真誠歌頌毛主席和黨的政策，宗教界衷心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在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干部學習民族語言，民族地區的干群關系和民族關系非常好。毛主席的形象走入佛堂。但是，隨著政權的穩固和民族地區的進一步發展，逐漸忽視了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的認真執行。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宗教政策在基層的貫徹執行被忽視。近幾年在藏區和新疆地區事件頻發，并不是民族宗教政策的失敗，而是民族宗教政策沒有執行好。結果才導致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在信教群眾的心目中走下神壇，不再是護法神，更不是觀世音菩薩和文殊菩薩的化身。這不是好現象。
三、新中國成立以來藏區宗教政策及寺院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與歷史上的漢藏關系和宗教政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文革”時期的錯誤思想對藏傳佛教造成的摧殘是絕無僅有的。這種極“左”的錯誤思想在政策層面的實施極大地傷害了信教群眾的感情、制造了信教群眾與黨和政府之間的隔閡?，F在應該以史為鑒、重新反思這段可悲的歷史。由于職業的原因，在學界不能不經常涉及藏區存在的一些問題，大家都認為近幾年藏區發生這么多事，主要是因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沒有貫徹好、執行好，僧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沒有被充分尊重，所以，出現了一系列反彈的行為。我也覺得藏區的很多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問題，信仰問題。我們現在過多地強調“發展”問題，而忽略了宗教問題。在建立新中國的過程中和建成后的初期，為了贏得廣泛的統一戰線而對民族宗教予以更多的關注，比較重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受到了少數民族和宗教人士的真誠擁護，但隨著政權的逐漸穩固就忘記了少數民族的貢獻，忘記了民族宗教的特殊性，逐漸地忽視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重要性，對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越來越不重視了。
目前的對藏政策存在這么一個問題，即國家政策層面對藏族傳統習俗和傳統文化保護方面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很多傳統的東西被疏忽了。我是搞宗教研究的，經常去基層做田野調查，近二十多年來我走訪了全藏區的250多座佛教和苯教寺院，因此可以說對藏區寺院和民眾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在座各位中到過藏區寺廟的人的感觸可能都一樣，初次去一趟，可能聽到的全是“扎西德勒”的聲音，看到是哈達和微笑，給人感覺非常好。但是走訪幾趟并有了一定的了解，人們之間的交往走向深層以后，聽到的就不一樣了。我在二十多年的藏區寺院調研當中有一個感受，那就是一旦談到一些實質性的問題，比如寺院的學經制度、游學傳統、學位晉升制度、僧人的人身自由等的時候，聽到的就不僅僅是“扎西德勒”，而是一種無奈、無望，甚至絕望。僧人們覺得他們的祖輩世代繼承下來的民族文化傳統逐漸在流失，主要原因在于地方行政部門的政策處理不當，宗教活動自由得不到充分支持，比如僧人出家人數受到限制而大幅下降，解放初期有千人之多的寺廟現在只有幾十個人，完全滿足不了藏族民眾的宗教生活需求。這里可以看到他們的兩種擔憂：一是擔憂傳統文化的失傳；二是擔憂宗教信仰需求得不到滿足。那么，我們在強調改革開放的成果惠及而得的“幸福指數”的時候是否也應該把“宗教信仰的需求”因素考慮進去？這是今天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僧人人數受限，因為僧人對于佛教信仰的傳承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赡苡腥藛栁液我灾匾?？ 因為佛、法、僧“三寶”是構成佛教的三個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如果沒有僧人，佛教的“三寶”就成為“兩寶”了，佛教也就不會存在了。因為前兩者是在后者的基礎上延伸的，沒有僧人就不會有佛和法，可見僧人人數受限問題的嚴重程度了。佛教2500多年繼承下來的體系，應該被充分尊重和保護，我認為這不僅是藏民族或者中國的問題，而是人類的問題。佛教是人類創造的一個燦爛的文化傳統，在它的發源地印度已經不存在了，在東南亞只有小乘佛教。在佛教的繼承方面，中國應該有更大的作為，這應該是對人類文明所做的一個貢獻。但在我國藏區，僧人數量驟降，甚至有的小寺院出現“僧人真空”現象，面臨寺院后繼無人的窘境，日常法會難以正常進行，滿足不了信教群眾的宗教需求。這里的原因很復雜，但除了受現代化沖擊之外，更多的是地方管理部門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執行得不夠好。僧人這個群體在社會上受到遠遠多于常人的限制甚至歧視。同樣，信教群眾也一樣受到限制。比如，現在很多拉薩的上班族不敢去朝拜大昭寺和哲蚌寺等寺院，都怕被攝像頭捕捉，因此被叫去談話，甚至失去“飯碗”。所以現在很多西藏自治區的藏人朝佛就來甘青川藏區，這是一種怪現象。
接下來我想談的一個問題就是僧人長期以來被邊緣化和被歧視。除了很少一部分大寺院和著名寺院以外，在農村和牧區推行的發展規劃中基本上沒有寺院的部分，道路規劃中沒有寺院，基礎設施建設沒有寺院，通自來水沒有寺院，通電沒有寺院。后來，社會保障系統中沒有僧人，醫療保險系統沒有僧人，所以說僧人這個群體基本上被邊緣化，被疏忽掉了。中國這么大，要做的事兒那么多，在政策偶爾惠及不到一些群體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樣的疏忽持續了五十多年，那是說不過去的。當然，這里說的不包括那些在人大政協任職的大活佛們以及他們的寺院，他們雖然風光無限，但是在整個藏區的寺院和僧人中只占極少一部分。所幸的是，“314”之后，這個問題逐漸被重視起來，現在僧人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等問題已經逐步得到解決。
藏區在西方世界一直被視為“香格里拉”，向往之、推崇之，除了有些許“東方主義”色彩外，西藏的苯教和藏傳佛教文化的魅力成為世人了解西藏、重視西藏、向往西藏的主要原因。這個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傳統是青藏高原的本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高度融合并吸收漢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內容后形成的一個深層積淀。經過上千年的文化融合，它已經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這個文化傳統的傳承和發展是中國人對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上千年的傳統中，對于藏人來說，寺院就是學校，所以有村落的地方基本上有寺院。寺院作為苯教和藏傳佛教文化的主要載體和傳統教育機構，有其完備的學經制度和學位晉升制度，在承襲宗教傳統文化方面一直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比如，作為藏傳佛教各教派中最大派系的格魯派寺院以其嚴謹的學經制度而著稱于世。格魯派僧人入門后一般在小寺院學習、掌握了基本的理論知識后開始游學到中等寺院學習，最后通過考試進入西藏三大寺等大型寺院學習。其中，成績出眾的學生經過學院（藏語稱“康村”）遴選而參加西藏傳召大法會，在傳召大法會上就佛學的內容進行辯論而出眾的僧人會被授予拉然巴格西學位。這是藏區各教派寺院各種學位中影響最大也是最難取得的學位，是很多僧人一輩子夢寐以求的人生目標，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藏人普遍認為這種榮耀不光是一輩子的，而是幾輩子，甚至是永恒的。除了格魯派以外，藏傳佛教其他各教派和苯教都有各自的學經制度和學位晉升制度。這就像內地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們做夢都想讓孩子們考上清華、北大一樣，更優秀的還要留學上牛津、劍橋、哈佛一樣。藏族人就靠這樣一個學經制度和游學傳統創造了博大精深的藏傳佛教文明，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因而，藏學研究如今已經成為世界性的顯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藏族寺院完備的學經制度和學位晉升制度逐漸被廢除。按現在的宗教管理規定，對僧人必須進行屬地管理，一輩子不能離開自己的寺院，這跟藏族傳統的寺院教育運作模式大相徑庭。按照傳統，僧人學經有一種上千年的游學傳統，是一種自下而上、從寺廟到寺廟的游學過程。在游學過程中，寺廟之間的辯經和交流互動非常重要，并且這種游學傳統是在全部藏區范圍內，并非僅僅局限于西藏自治區境內。但是，現在的管理方式不僅將歷史上的主寺和屬寺之間的傳統關系切斷、肢解，而且在同一個教派中游學的傳統也廢止了，因為僧人不能到其他寺院去學習，更不能跨縣或者跨省去其他寺院學習，他們的學習無法提高，更不要說拿到學位了。這種人為的傳統寺院教育體系的斷裂使藏族文化的繼承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這種做法就像將小孩一輩子固定在一個學校里學習，一直讓他上小學，不讓他升中學大學。這不僅使學僧們無法升學取得更高的學位，還直接危及藏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藏傳佛教的傳承方式是上千年來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傳統方法和教育模式，這種方法和模式是符合中國藏區實際情況的，同時也能夠滿足藏族僧俗民眾的宗教需求和信仰愿望。一種知識體系或文化傳統的存在是為了能夠滿足人們的求知需求和信仰需求的，它存在了上千年，也是在不斷的調整和整合中形成的，因而也具有很強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具有堅實的社會根基。藏民族摯愛這一宗教及其信仰體系，他們愿意為保全這一宗教傳承而舍棄一切。文革等過于偏激的幾次社會運動使藏族傳統寺院教育系統完全被肢解了、斷裂了、廢止了，損失慘重。
如今，在中國被廢止的行之有效的藏傳佛教寺院教育體系卻完整地被照搬到了印度的藏人社會中，這個系統包括三大寺辯經系統、五明學院、學位制度等較完整的內容。這就是為什么國內那么多僧人冒著生命危險越過邊境去印度學經的主要原因。他們可以在印度找到完整的學經體系，可以游學，可以逐步升學，可以拿到他們夢寐以求的傳統的佛教學位。這種現象不難理解，如果我們廢止國內從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學體系，或者把這個教育體系搬到境外去，希望學習的年輕人同樣會想盡一切辦法逃到境外去學習。拉薩的三大寺的規模嚴重萎縮，不再招收西藏自治區之外其他藏區的學僧們學習，而印度藏人中的學經體制則可以接受他們。三大寺就是藏傳佛教中的清華和北大，如果把清華和北大搬到境外，那么學生就肯定會逃到境外去上清華和北大，這是毫無疑問的。僧人外逃事件從未中斷，國家也重視僧人外逃的問題，但始終未能根本解決。他們的外逃想當然地被認為是受到藏獨勢力影響所致，其實不盡然，至少大多數人是為了去印度包括三大寺的各個寺院學習佛學。至于出去以后會受到什么影響就說不定了。其實，只要把國內藏傳佛教寺院教育體系搞好，給藏族僧眾以充分的信仰空間和學習環境，允許他們在國內藏區寺院里自由擇校（寺）和升學即保證他們的“游學”傳統，僧人外逃問題不難解決。只要能夠在國內學習，拉薩三大寺和傳召大法會才是最正統的學習環境和考取學位的地方?，F在的寺院管理體制和機制沒能滿足僧人們的學經要求和群眾的宗教訴求，所以，很多求知心迫切的僧人逃到印度學習系統的佛法。這些學僧一般是僧人中的精英，很多人學有所成，但是，學成回國以后又不讓他們進寺院，不讓他們在寺院講課，他們只能流浪到社會上，形成了新的不穩定因素。所以，我們要做的是找出源頭、分析原因、妥善解決，把藏族寺院教育體系改善好，把藏族寺院管理模式改革好，盡快恢復國內僧人的游學傳統，三大寺等各個教派的主要學經寺院向全部藏區開放，盡快恢復傳召大法會，這才是利國利民的上策。地方管理部門有他們的難處，他們擔心出事，寧愿廢棄上千年的學經傳統，也不愿意恢復傳召大法會，不讓學僧們游學。其實，這樣做的代價太大，從表面上看似乎杜絕了出事，實際上傷害了太多的人，造成了更大的隱患。
跨地區的宗教活動受限也成為問題。本來幾處社區是某位活佛的傳統影響范圍，當活佛所在的主寺辦大型宗教活動時，所有屬寺都要參加。但管理部門要求按照行政區劃進行管理，不能跨縣或者跨區進行宗教活動，這與活佛和寺院的傳統影響范圍不一致。寺院遇到的最大的困境是地方政府不讓辦跨區域宗教活動，這又造成了政府和信眾之間的矛盾。實際上這是傳統，幾千年來一塊屬于某一教派的社區民眾在宗教意義上是血脈相連的，這塊區域可能是同一個教派，或者民眾所信奉的某一活佛轉世系統很長時間的宗教影響范圍，這些信眾需要特定活佛來布教、灌頂、超度。這對于一個全民信仰的民族來說是很重要的。所以說，現在的宗教政策還是缺少一些人性化的東西。
現在藏區地方上要求孩子18歲之前不能進寺學習，以前藏區不存在這個問題。那時寺院是唯一可以學習的地方，是從小培養學僧的地方，就像學校一樣，孩子在寺院一直學習，一般到18歲的時候已掌握很多知識?，F在出家要等到18歲之后，那么藏族的宗教傳統和傳統文化就無法傳承，18歲以后上學也無法正常完成學業。所以很多人擔心，覺得這樣的規定不好接受。但這個規定又與九年義務制教育有著密切的關系，宗教管理部門也不好放開。
由于藏學研究的需要，我走訪了很多寺院，十幾年前開始我在訪問寺院時發現僧人們對現在的寺院管理模式以及他們所受到的種種限制普遍感到無奈和絕望，因為很多他們應該做的事現在做不了，看得出來對他們全方位的限制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本人在同行中談論過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有同感，認為這樣的宗教管理方式可能會導致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同時也認為，僧人不會用激進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因為佛教徒由于其教義強調慈悲和忍辱而不怎么直接表露個人的喜怒哀樂，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修行，也是一種他們追求的境界。但后來的結果的確出人意料。一些不合情理的規定和蠻橫的執行持續時間越長，范圍越廣，不穩定因素也就越多，非常容易造成群體事件。如果這些不滿情緒再遇到境外分裂勢力的煽風點火和推波助瀾，就會釀成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后果。還有，在藏族宗教信仰的金字塔中，僧人處于頂端位置，作為全民信教的民族，藏族人特別尊重僧人、保護僧人、信奉僧人。僧人在藏族社會享有這樣的待遇是上千年形成的歷史文化積淀，已經固化為信教群眾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僧人群體的感情受到傷害，等于一個民族的感情受到傷害。這就是為什么近些年在藏區發生的一些事件中有僧人的地方就跟著俗人，僧俗血脈相連。
結語
我一直堅持認為佛教具有博大的胸懷和無私的精神。博大、寬容和慈悲成為當下很多民族的共識，也是很多民族共有的價值體系，佛教的這種核心價值觀對于中國道德價值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具有補充和啟示意義。更難能可貴的是，佛教的“有教無類”的“去民族化”價值體系對漢藏民族的共存和交融提供了思想基礎，所以1300年之后的今天佛教仍然是漢藏民族之間溝通心靈的橋梁。佛教也給漢族與蒙古等其他佛教信仰民族的交融以及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構建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今天政策層面對佛教的定位出現了問題，看不到佛教在歷史上的貢獻，也看不到佛教在當今社會的積極意義，夸大了它的消極面。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才出現了上述一系列不合情理的管理政策出臺，導致了許多不良后果?，F在的藏區寺院管理制度不符合中國的大國地位，應貫徹“百花齊放”的方針，給佛教信仰的僧俗民眾更寬松的信仰空間。包括藏傳佛教的藏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些中國化了的佛教文化的傳承要全靠寺廟僧人。我們非常希望能有一個更加寬容，更加寬松的環境，使佛教能夠以充滿生機的狀態為中國兩個文明的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佛教在漢藏民族關系中的貢獻——兼談藏區寺院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一文，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才讓太教授在“邊疆發展中國論壇2012”發言稿，文章收錄在《邊疆發展中國論壇文集（2012）·創新治理卷》，宋敏主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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